一、前言
今年是二二八的七十周年。
我其實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寫這篇好呢？去年前年思考過的東西，到今年又有一點差異，但好像又沒有差異大到需要在把所有內容重述一遍──猶豫了很久我還是決定寫下來，這麼說雖然有點自我意識過剩，但我總有種不得不說些什麼的感覺。
我想從兩個部分來談二二八，一個是關於轉型正義；另一個則是和我過去所寫的比較接近，「回到自己的脈絡去思考」的部分。
在寫的過程中，甚至一直到發布的此刻為止，我其實都還在思考很多問題──從這兩個角度切入去談二二八是否妥當？我談的到底是事件本身，或是將其後的白色恐怖混在一起思考了？這兩者可以視為同一事件，或是必須細緻地去區分開來討論？我對二二八的認識是有所根據的嗎？或是我只是憑我的印象、有嚴重史學錯誤的認知就隨口瞎扯？我應該把我對事件經過的理解詳細說明嗎？一字不提是不是某種狡詐呢？諸如此類的，老實說我一點把握都沒有，這不是我的專業，我的理解甚至可能比長期關心這件事的人少了很多很多，照理來說，我是不該隨意發言的，一個好的史家不該在沒有證據以及合理的推論之前妄下判斷。
儘管處在這樣的不安之下，我還是想要談這件事，有些事情唯有大家把話、把想法說出來，才能往前邁進。我也還是想從這兩個角度來切入，請原諒我取巧地避開了二二八事件本身、避開了一些該有的背景敘述，避開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之間的連結，甚至可能稍微離題了也說不定。
我接下來要說的，只是就我所知，從轉型正義，從此時此刻的自己出發，去思考這件事情──二二八、白色恐怖，以及我們該如何走下去這件事。
最後，如果是想看我大罵幹你KMT的話可以先關掉這篇文了，這裡不會有那種東西（笑）。
二、轉型正義
無論哪一個其實都是滿困難的問題，不過，我想首先談轉型正義好了。
說到轉型正義，我想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不外乎這些：廢除遺留的極權象徵，像是銅像、教官離開校園；追回極權時代不當獲利、對加害者進行審判；對受害者或受害者遺族進行補償。但在這些實質的措施之前，我認為我們不得不先問自己：什麼是轉型正義？為什麼要進行轉型正義？
所以，「轉型正義」就是這樣了，就是像這些人定義的如此──然後呢？然後就是推動我們一開始想到的那些。推動廢除威權象徵、追回不當獲利、進行審判、進行賠償……
一切該做的事看起來都那麼清楚明確了，真的嗎？
（一）結構性的屠殺
我們就一個一個問題來思考好了。
為什麼二二八需要轉型正義，而日治初期的鎮壓不需要轉型正義？或著，為什麼清領時期的漢番衝突不需要轉型正義？
今年的歷史營課程中，針對轉型正義，有好幾位高中生都提出了這點，為什麼是二二八，而不是其他的屠殺/迫害？或許我們不曾好好思考過轉型正義的核心是什麼。
是的，我想所有的屠殺、迫害都應該被反省，但不是所有的屠殺、迫害都是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目標，轉型正義要處理的，是「結構性的」傷害，是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整個社會都無法避免地共同參與其中的傷害。
從「加害者」來說，戰爭屠殺的兇手只可能是軍人、政府高層（等等的）；而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加害者」，則可能是總統、是軍人、是文官、是計程車司機，甚至是隔壁賣麵線的老王，並不是參與政治、參與軍事活動的人才可能成為加害者，無論願不願意，我們都在這個迫害某個群體的社會中生活著，有意或無意透露出的訊息，就可能殺人或協助殺人，更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殺了人也說不定。
如果玩過返校應該更能理解，僅僅只是一個人的私心，就可能毀了數十人的未來，這樣的結果未必是當事人所期待的，但傷害的確造成。這樣的結構才是轉型正義的真正要處理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既然轉型正義要處理的是結構性的問題，那結構問題已經消失了，為什麼我們還要追溯過去的加害人呢？為什麼我們還要針對這些「人」呢？
「結構」這種東西是沒有實體的，我們甚至難以意識到自己在什麼樣的結構下生活──我們必須花上非常大的力氣，一再思考，才勉強能發現生活中的荒謬，再從此處去思考哪裡出了問題，這個結構怎麼了。
一個人的力量能改變的就不是結構了，反過來說，就是因為不可能單靠一己之力改變，我們往往忽略了，生活在社會結構下的每一個人，都對這個社會結構有責任。「結構性因素」並不是卸責的理由，而是要求每一個人都要負起責任。
過去的事情當然也就過去了，那種迫害結構（或許）可以說是消失了，但我們並不能保證它不會換一個模樣捲土重來，所以我們需要反省。我們必須把結構的錯誤「放回」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都應該要對結構負責，而不是將責任推到結構問題上。
每個人都要對社會結構負責，所以我們才能要求加害者負責。同時也要求那些不是加害人或著他們的親屬，也不是被害者親屬的人，重新思考自己在這樣的結構下可以做什麼、該怎麼做才不會重蹈覆轍。
我不知道這麼說對不對，老實說我並沒有詳細研究過轉型正義，但我認為加害者負責、政府道歉、正視被害者傷痛等等的，都是一種社會的儀式。我們透過這些儀式、這些行動，不斷逼迫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要對過去的結構負起責任，也都要對現在、甚至未來可能形成的每一個結構問題負起責任。
唯有透過如此，社會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二）「正確的事」
說完為什麼要進行轉型正義，我覺得也不得不說說轉型正義可能帶來的問題──或著更精準地說，如果我們沒有理解轉型正義背後的目標，並沒有意識到轉型正義是為了對結構反省，是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的社會結構，那麼，轉型正義恐怕是危險的。（嗯，對，這個部分非常政治不正確。）
在二戰後，有一段時間是不敢研究納粹的，因為納粹就是最極端的邪惡，而希特勒就是一個天生的惡人、惡魔。那時的人們將希特勒劃出了「人」的範疇，因為他不是人、他是邪惡的，而我們是人，人類不會自己變成希特勒，正如人不會突然變成豬或狗或貓一樣。
可是實際上不是的，如果我們一直這麼認為，那麼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那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就不可能反省人們在哪裡做錯了，最終導致這樣的悲劇。實際上，希特勒也好，納粹也好，當時的德國人只不過想要「解決問題」，想要國家變得「更好」。最後，他們找出了某種、至少是他們認為解決問題最快的方式，並且努力去實踐它而已。
不幸的是，他們對於「更好」的理想，成就了納粹、成就了希特勒。
這並不是在為納粹開脫，而是要指出，當我們也同樣希望社會變「好」，希望找到某種「好方法」、「快速的方法」的時候，我們也同樣離納粹不遠了。
永遠不該忘記，納粹之所以是一個我們必須警惕的存在，並不是因為他一開始就是惡，而是人們對善的、不計手段的執著，一點一滴的累積所造成的，這才是我們要警惕的。轉型正義也是如此，我們相信轉型正義對我們的社會更好，是因為我們希望避免再次的結構性迫害。轉型正義是手段，避免重蹈覆轍才是目的，如果我們沒有了解到這點，將手段視為目的，不計一切地去成就這個手段，那麼，我們距離納粹又有多遠呢？
這並不代表「我們就不要進行轉型正義了」，所有的手段都有它的問題與風險，只要我們有仔細思考過，並且在實行過程中不斷反省「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真的能夠透過這樣的手段達成目的嗎？我們有沒有將目的與手段混淆？」或許就能夠避免危險。
台灣的極權統治發生的背景和德國不一樣，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會以另一種方式再次走樣極權，如果我們為了打倒一個老大哥（過去的威權）而建立了另一個威權（轉型正義的扭曲），這個社會還會是我們想要的嗎？
至少我自己是不喜歡、也不想活在這樣的社會裡，所以我會為此努力。
三、自己的位置
最後來說說我自己。
據我所知，我的家庭在白色恐怖時期，並沒有對誰造成傷害，也沒有被誰傷害，沒有獲得什麼利益，也沒有因此損失什麼。簡單來說，我和加害人、和被害人可說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於過去的我──在我國高中的時候，二二八就是個歷史名詞，就和戴潮春事件、文藝復興或是太平天國一樣遙遠。隨著進入歷史系，身旁的同學學長姐每到這一天就開始激動的幹你KMT，或是為受害者難過，我才慢慢理解到這件事情好像和其他的歷史事件有那麼一點不同？
但是我看著那些激動的學長姐或是同學，總有一點難以感受到他們的感受，並不是「有必要那麼激動嗎？」的想法，而是「為什麼他們那麼激動，而我一點感覺都沒有？」緊接在這個困惑之後，就冒出了一個對我而言很重要問題：
我到底該怎麼看待二二八？
我思考了很久，從自己的家庭背景出發，我想不到有任何和二二八有所關聯的部分。這似乎意味著，我可以像美國人、像日本人一樣，從某種一般認為超然的角度去評斷這件事情？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不用實驗也知道，如果我真的能假裝自己是毫無瓜葛的第三者，我就不必在這篇文章的開頭，小心翼翼地說上那麼一長串的話了。如果我真的試圖站在這樣第三者的角度、做出自認為是第三者的宣稱，一定會受到各方批評，沒有人會相信我真的和外國人所站的角度相同，也沒有人會相信我是「客觀的」，為什麼？
二二八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對這個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這個社會的共同記憶。而我生活在這個社會當中，是同樣受到這個社會影響的一份子。我不可能假裝自己生活在某個真空的環境中，假裝自己沒有被這個社會影響，所以可以超然地去評斷這個社會的過去、現在。
換句話說，即使我的家庭和二二八並沒有直接的連結，我也依然透過這個社會，和二二八產生了關聯。由於不是直接的關聯，我無法對這樣的事件有什麼激烈的情緒反應；由於間接產生了關聯，我也不能夠假裝自己是超然客觀的第三者。
回到那個問題，我該怎麼理解二二八？
過去的我沒有答案，但想了兩年、三年，現在的我還是沒有答案。
這個社會對於「答案」的想像其實有點狹隘，好像我們只能站在兩個極端──否認一切錯誤或是憤怒的控訴──的角度，但不是這樣的，這裡應該有很多人，是和我一樣不在這兩個位置之上的，而在這個位置、這個微妙的位置上，要找到答案從來不是那麼簡單的。
也不是說那些能迅速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的人錯了，他們只是更幸運或更不幸地，能夠更快地從自己的背景、從自己生命脈絡中找到答案而已。而我比較幸運或不幸地，身在一個難以釐清的位置上，必須多花點時間去思考、去尋找而已。
對我來說，所有的答案都必須回到自己的生命的脈絡之中，否則只會產生對自己毫無意義的標準答案而已。
四、總結
如果說，對二二八的轉型正義是整個社會的過去的反思，那麼，釐清自己為什麼需要知道、了解二二八，釐清自己要站在什麼樣的角度、關係上去和二二八這個社會傷痛相處，就是對自我與社會關聯的反思吧。
對我來說，兩者是同樣重要的，只偏重自我與社會的關聯，是無法理解其他人的傷痛的，會形成一種漠然的態度，對於自己以外、對於迥異於自己的他人冷酷；而過度強調整個社會的共同反思，而忽略了每個人的成長脈絡，不給予他人思考、釐清關係的機會，最終也只會走向一種標準答案式的壓迫吧了。
如果歷史真的能讓我們避免重複犯錯，那也是因為歷史能夠逼迫我們思考，而不是那麼簡單的過去、現在的類比。我是這麼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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