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同體》是康乃爾大學客座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作品（安德森先生已經在2015年過世），最初在1983年出版，只有一到九章，2007年重出新版，又加上了十、十一章，針對之前的疏漏以及過於想當然耳的部分進行補充。繁體中文版由吳叡人先生翻譯，1999年出版舊版，2010年出版新版，並且在新版中加上了2003年安德森先生本來要來台演講的講稿（後因故取消）、影片。
第一章：導論
研究動機
概念與定義
或許我們在理解民族主義時，不能直接將其理解成一種有明確論述、架構的「主義」──就像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等等──民族主義更接近於一種意識形態，像是宗教或血緣關係一類的概念。
作者給民族主義一個界定：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第二章：文化根源
要理解民族主義，必須回到十八世紀的西歐，去思考與其相關的兩個文化體系──宗教共同體與王朝──之間的關聯，他們既孕育了民族主義，也成為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
宗教共同體
由神聖文字（拉丁文、阿拉伯文、中文等）構築起來的共同體，使得不同區域但使用同一種文字能夠互相溝通，並且想像彼此的存在。其與民族主義最大的區別在於：古老的共同體對於語言的獨特性、神聖性深具信心，這樣的信心塑造了她們關於認定共同體成員的一些看法。
神聖語言的現實性，奠基在這些語言與口語的脫節──符號的非任意性。而文人與知識分子，那些同時具有雙語能力（神聖語言、方言）的人，就成為了中央、神聖之地和地方、人間聯繫的橋梁。
而隨著地理大發現，這些宗教面對不同的競爭勢力，逐漸出現了領土化的趨向；除此之外，印刷術的出現，也造成了神聖語言本身的削弱，最終造成了宗教與神聖語言的崩壞。
王朝
以唯一的最高中心為主體，這樣的中心是由神所授予，不可以質疑的，而四方向其臣服，邊界與邊界有互相交疊的可能，君主用戰爭與婚姻（性的政治）來維繫政權。直到十七世紀，由於君權神授觀念的瓦解，整個王朝概念也幾乎要崩潰，君主轉向半制度化的「君主制」，雖然到了1914年，世界上還是以君主制國家為主，但君主們已經開始尋找「民族」的外衣了。
對時間的理解
由於宗教因素，中世紀的人們並沒有在一個時間軸上推進的概念，既然最終審判即將來臨，那時世界的時間也到了盡頭，無所謂過去與未來。
但到了十八世紀，我們可以從報紙與小說中發現，時間的概念出現了，而時間是民族主義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有了時間，人們才能開始想像自己和過去的祖先及未來的子孫有所連結，並且能夠想像「此時此刻，不在我面前的人們仍然生活著」，集體、共同體的意識才能出現。
第三章：民族意識的起源
印刷是一種早期資本主義的型態之一，它很快地填滿了傳統神聖語言的市場，接著把眼光放在尚未開發的、方言寫作的市場。這個過程有三個因素，其中兩個更是直接影響了民族主義的興起：首先是拉丁文本身的衰落，最初，它的神祕性來自於其身為文本的地位，後來則是建立在其繁複華麗的書寫內容，建立在「書寫」這件事上；第二是宗教改革的影響，自路德以來，新教拓展了屬於方言的全新市場，而出版業則大量印刷方言聖經；第三則是專制君王，他們開始利用方言作為統治語言，這並不是基於民族意識，而是基於與宗教語言──拉丁文──競爭的意識，畢竟，過去不曾有和宗教權威語言相對的、政治的權威語言。
第四章：歐裔海外移民先驅者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美洲新興國家，用比傳統西歐國家更快地速度走向、興起了民族主義，傳統的解釋著重在馬德里緊收控制，以及十八世紀後期啟蒙思想的流行，當然這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但並不止這兩者造就了此一局面。
新興的美洲國家大多以自然疆界劃分──以一個行政單元為一個國家──而不是以過去母國的殖民範圍為一個整體，為什麼？人類學家提出「向中央朝聖的概念」，在垂直流動上，歐裔移民被認為比不上他們的歐洲同胞，所以失去了向中央、向上流動的機會；而在水平流動上，他們大多只能擔任所屬行政區的官職，對他們來說，他們的朝聖的終點就是該行政區域的頂端，這使他們容易想像有一群和自己一樣，只能被困在此地的朝聖者存在。
除此之外，報紙的出現也強化了這樣的傾向，同時限制了一個更廣闊、涵括所有相同語言區域的意識產生。報紙的地方性，促使人們能夠想像同時在這個區域的人們發生的事，但傳播技術的限制──消息從母國首都傳到殖民地總需花上幾個月──則使得那些來自其他區域的消息「與當地消息相似」而非當地的一部分。
第五章：舊語言．新模型
緊接在美洲民族主義解放運動後的，是歐洲的民族主義年代，兩者有幾個不同之處：首先，「民族的印刷語言」是歐洲民族主義的重要一環；第二，他們全都參照並模仿不久前的民族主義運動，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
地理大發現拓展了人們對過去、對此時的不同世界的想像，這造成了拉丁文的衰落，此後拉丁文不得不和其他方言在同一個平面上競爭。既然已經沒有任何語言屬於上帝，那這些語言必然屬於他們的使用者與讀者，大量的字典、文法書開始編纂（無論是關於某一語言，或是某兩個語言之間的對譯），這些語言學者、文法學家等等的革命，透過印刷術，迅速地和閱讀階級連結，而在十九世紀，這些閱讀階級不是貴族，便是中產階級，閱讀階級們透過閱讀──透過語言──形成了新的想像的共同體雛形。
在此期間，歐洲各地的官僚系統迅速擴張，向中產階級敞開大門，這迫使王朝不得不尋求方言的統一，以取代過往就貴族之間的婚姻關係，成為王朝新的內聚力。值得注意的是，成為印刷語言的方言使用者，往往是最後才有自覺的民族主義的群體，而那些愈是弱小邊緣的方言，則愈早意識到民族主義。
商業印刷的盛行，也促使了過去的革命變得「模式化」，當法國大革命或是美洲獨立運動成為出版主題，就被所有讀者共享、共同經驗，而成為一個「實體」，最後轉變成固定的模式，典型的農奴制、南美洲的共同語言問題，就在這個模式下被完全忽視了。
第六章：官方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
拉丁文的衰落與方言的興起，迫使統治者從眾多方言中擇一為官方語言，以利維持王朝的統治，以哈布斯堡王朝為例，選擇德語並不是基於民族意識，而是為了維持政權，但這種舉動卻又擠壓了其他方言的使用者，並激起了其他方言的民族意識。
在宗教與王朝（性的政治）逐漸衰落的時代，統治者為了維持統治的正當性，避免法國、美洲模式的群眾民族主義推翻自己，他們開始有意識地走向「官方民族主義」，統治者開始「發現」他們是德國人、俄國人或是英格蘭人，將帝國王朝披上了民族的外衣。
而在官方民族主義的進程中，最為刺眼的問題便是舊王朝統治下的「異民族」，為了使王朝可以和民族同一，統治者開始推行同化運動，透過教育，將「不同民族」的臣民們納入民族當中。
這股同化的力量觸及到了海外殖民地，或是與王朝本身領土不相連之處時，英國將印度的上層階級教育得幾乎「和英國人一樣」，乍看之下將他們納入了民族之中，但不同於他們在不列顛的同胞，這些「英國化的印度人」沒有任何向上流動或水平流動的機會。這種模式（在本書中）稱為「俄羅斯畫」，並且同樣出現在奧匈帝國，以及亞洲的日本、暹羅。
第七章：最後一波
最後一波的民族主義主要發生在亞洲與非洲，由於歐洲殖民與資本主義的擴張，在殖民地亟需建立擁有雙語能力的官僚系統，而由於殖民地的廣大，不可能完全由母國人出任官僚，官僚系統因而向大量的殖民地人敞開大門，創造了新的朝聖之旅，而對於這些殖民地人而言，朝聖的頂點是他們的行政中心，同樣往這個行政中心朝聖的人們心中，開始產生新的「想像的共同體」。然而這些朝聖者──雙語的知識分子進入官僚，卻被排除在本地的資產階級之外。
但殖民母國將殖民地「俄羅斯化」的歷程中，也將民族主義的意識、模型帶入了這些知識份子的世界，最終讓他們找到了不用出版印刷就能宣傳新的共同體的方法，而且，他們不但向不識字的群眾宣傳，甚至也向閱讀不同語言的識字群眾宣傳。
第八章：愛國主義與種族主義
透過語彙的創造與使用，民族的屬性被參入了膚色、性別、出生、時代等等自然的因素，使民族看上去像是「沒有選擇」、「不得不然」的事物，並且，在這樣的連帶關係中，人們感受到了「有機的共同體之美」，這種美讓民族被想像成「純粹、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存在，而為了這樣的純粹而死，便被高舉成無比高尚的行為。
而語言作為想像的共同體的重要核心，同時具有公開性與隱私性，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選擇學習任何語言，而另一方面，卻沒有人能夠學會所有的語言。殖民者可以要求被殖民者學習他們的語言，但被殖民者的語言對於殖民者而言，卻永遠是隱私而不可解的──殖民者的語言被公開了，而被殖民者的語言卻保持這隱私性。
種族主義不同於民族主義，是建立於階級之上。種族主義想像著從原初開始的永恆的汙染，基於這樣的汙染，無論猶太人拿什麼護照、說什麼語言，「猶太裔德國人」永遠是個假議題。種族主義的出現有兩個重要的原因：首先，就如同官方民族主義一樣，種族主義擔任起了結合王朝與民族兩個矛盾因素的關鍵，並支撐了舊貴族的存在；第二，他使得母國的中產階級在殖民地過上了如同「貴族」一般的日子。（所以，種族主義是建立於階級、建立於對內壓迫之上。）
第九章：歷史的天使
第一個全新的革命案例未必是出於某個領導或是有意的結果，但最後往往發展成一種「模式」，透過學習模仿這些「模式」，後進的人群們可以迅速地獲得國家權力，以便推行他們的理想。在二十世紀初，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者們學習了蘇俄模式，奪下了政權，並且同樣繼承了他們所推翻的政權的官方民族主義，他們模仿起了過去的舊貴族，並且將過去那些壓根不知道「中國」、「南斯拉夫」、「越南」等等的帝王們變成民族的同胞。
第十章：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
人口調查
19世紀對殖民地的人口調查經過一連串的變化，愈到後期，統計資料就愈是趨向以「種族」作為分類，這是因為19世紀的人口調查，並不是以「實際上如何」作為調查的依據，而是某種程度上地、建立在殖民者、殖民政府的想像上的，並且，被殖民者無法知道自己是被歸類在哪一個範疇或次級範疇中，被殖民者並不是依此來認同自己的。
在殖民者試著掌控、建構新的分類時，宗教逐漸變成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這是因為宗教的共同體與殖民政府的分類狀況截然不同，這些宗教共同體脫離了殖民政府的掌控，於是殖民政府試圖將種族與宗教拉上線，或是透過傳教改宗，來使那張宗教地圖與現實一致，但卻效果不彰，尤其是對穆斯林族群更是如此，穆斯林們向麥加朝聖，並和廣大的伊斯蘭世界，以及新思潮接觸。
地圖
最初地圖可以分成兩種：連結天上地下的地圖，以及世俗的航海圖。世俗的航海圖並沒有任何現代地圖的邊界、精準的測量，他們只是為了方便使用者辨認存在，是建立在事實與經驗上的地圖。然而當現代地圖傳入之後，一切顛倒過來了，所有的地圖都是先描繪出他們理解的世界，然後再透過測量、行動去填滿地圖的現實。
在這樣的發展之中，產生了兩個民族主義的先驅：歷史地圖與識別標示地圖。來到亞洲的殖民者，常常試圖以準法律的方式，來宣稱他們「繼承」了這塊地區的主權，而歷史地圖的出現，便是被殖民者試圖以新的製圖論述，宣稱這塊土地的古老性。殖民政府為了區別地圖上不同國家擁有的殖民地，因此製作出了識別標示地圖，在這張地圖上，每個國家及其擁有的殖民地會被塗上同一種顏色，這顯得每一塊領土如同全景中一塊拼圖一樣，可以從其周邊被拆解出來，而隨著識別標示地圖進入人們的生活中，人們也對空間有了完全不同的想像。
博物館
19世紀初的殖民政府還對古蹟一點興趣都沒有，而其開始有系統的考古的重要轉捩點，便是從東印度公司的統治，轉向殖民政府的直接統治，這邊有三個理由促使殖民政府投入大量資金、人力進行考古：首先是國家教育政策的鬥爭，進步派主張投入大量現代教育，而保守派則主張讓當地人保持原樣，考古可以視為保守教育政策的一環；第二，古蹟的重建將古蹟建造者與被殖民者放入某種階層當中，土著－外來者、偉大的祖先－墮落的後代；第三，將古蹟納入殖民者的管轄當中，將古蹟博物館化，古蹟遂成為政府的統治權威標誌（除了殖民政府，後來的繼承者也同樣模仿了這種作法），大量古蹟樣貌的照片、繪畫被製作成印刷品，向人民展示，並且成為一種標誌存在。
人口調查、地圖與博物館展示了晚期殖民政府的想法，他們宣告每件事「應該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一切都是明確而且可受控制、可計量的，並且，這一切在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出現之前，就先規劃出了這個民族可能被想像的模樣。
第十一章：記憶與遺忘
新空間與舊空間
歐洲移民者往往都用「舊」世界的地名，來為「新」世界命名（紐西蘭、紐約、紐奧良），這使得人們以一種「並肩共存」的方式理解兩地之間的關聯。這種關聯建立在三個前提之上：首先，兩地相隔遙遠，以致於不可能互相吞噬；第二，移民社群的規模大到足以維持它的社會文化優勢；第三，殖民母國的官僚系統與意識形態足以掌控當地。
這樣並肩共存的想像，使得新世界比舊世界更早出現民族主義，對這些移民者來說，他們期待的並不是推翻並繼承母國政府，而是期待帝國內部權力的重新分配而已，再者，由於他們與歐洲人的相似性（種族、語言、宗教、文化），使得他們足以擔任歐洲與美洲財富的中間人，當革命後的尖銳時期結束，他們又和歐洲重新友好了起來，獨立變成「手足之間的爭執」。
新時間與舊時間
對這些移民者來說，「並肩共存」同時也意味著「平行存在，甚至可以與之媲美」，這使得一切新事物無須上溯某種傳統，它可以新而獨立存在，不必高聲疾呼他的正當性，一切新事物被紛紛建立在沒有過去的時間斷裂上，但這種狀態並沒有持續太久，由於最初幾章說的，印刷、小說所建立起來的時間連續性，很快地打壞了這種存在時間空洞上的狀態。
到了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時，人們基於不同的理由，是從「譜系上」去理解民族主義的，他們想像自己是「從睡夢中醒來」一般，「突然發現」自己是德國人、法國人或是希臘人，並且透過語言（拉丁文轉向方言），將民族從古老的王朝國家分開。
在美洲，語言的問題則是以不同方式被提出來，由於美洲的民族想像，正巧就是因為其「與母國相同的語言」而得以產生的，因此，任何透過語言來嘗試建立歷史深度的做法都會面臨無法克服的障礙──會模糊掉「獨立的記憶」。
最終，在新世界與舊世界都能適用的解決方案，便是透過巧妙的方式來安排歷史，這個時代的史家主張「為死者說話」，甚至進一步聲稱死者「並不了解他們自己真正想要的事物」。
再次保證是手足相殘
遺忘過去殘忍的征服與戰爭經過，並且想像有某種「手足之情」存在在民族之中，而一切的征服與戰爭，只是某種「手足相殘」，藉此建立起新的民族意識。
民族的傳記
就如同自傳的作者永遠沒辦法寫下自己早年的經歷（大多都被自然遺忘了），也無法寫下自己生命的終結一樣，人們始終是透過別人的說明來「認知」那個赤裸的嬰兒是自己，民族同樣建立於這樣的遺忘之上，同時，也由於他沒有一個明確的開始與終結，民族主義產生了一種逆轉式的家譜──透過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考古學家們的努力，回溯到過去那些被遺忘的記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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