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得拉到前面來說好了
翻譯有一點怪怪的,偶而會出現前後矛盾或不知所云的狀況
所以我不太能確定自己的摘要到底正不正確
然後芬蘭史因為沒有太多關於12世紀以前的記載,所以從12、13世紀開始
對於12世紀以前的記載,我手上有的另一本《芬蘭史》(2013年出版)也幾乎沒有紀錄
手上最後一本關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地區)歷史的書是英文,所以也還沒有確認
第二章就是從差不多12世紀一路寫到16世紀初
在看這段時期的芬蘭史的時候,書裡頭一直提到:
「在這起事件中,芬蘭並不佔有重要地位」
「在OO系統中,芬蘭僅有次要的地位」
之類的
簡單來說就是,在這段期間,對整個瑞典王國甚至是卡爾馬聯盟來說,芬蘭其實是個不太重要的區塊對吧?
另外,不知道古斯塔夫是不是瑞典常見的名字?
一開始讀的時候,我把古斯塔夫.瓦隆(古斯塔夫一世)和古斯塔夫二世(被拿破崙評為「歐洲四大名將」的其中一人,但後來四大名將之一的地位被拿破崙本人取代)搞混,後來查了才發現是兩個不同的人
下面進摘要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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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史》摘要
書籍資訊:
約翰.亨.伍里寧著,武漢大學《芬蘭史》翻譯組譯,《芬蘭史》,中國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
(原文著作資訊:John
H. Wuorinen, A History of Finland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 1965)
第二章:中世紀的芬蘭(頁44-100)
總論(頁44-48)
由於地理位置,北歐國家的歷史發展較較南的國家更晚。第一批人類大約在西元前9到8世紀定芬蘭,但學者們並不確定這些最早定居的是什麼人。由於11世紀之前幾乎沒有任何歷史證據或材料,因此大部分的芬蘭史學家將西元11世紀以前都視為史前時期,12世紀之前的證據與材料也非常稀少,直到13世紀才能描繪出稍微清楚的輪廓。
有些芬蘭學者長期把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亞志》[1]當作關於芬蘭人的資料來源,認為書中提到的「芬尼人」就是芬蘭人的祖先,最早翻譯《日耳曼尼亞志》為芬蘭文的埃.林科米斯就說:「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亞志》特別引起我們的興趣,因為他第一次提到了芬蘭人的名字芬尼人,而這個名字從那時以來就以同樣形式為人使用,而且現在仍繼續為人使用。」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日耳曼尼亞志》並沒有提到什麼足以證明芬尼人為芬蘭人的證據,甚至認為芬尼人指的是「拉普人」。
總之,北歐進入歷史時代是非常晚的,他們直到進入中世紀才開始有比較明確的歷史可言,奧斯陸文物收藏館館長布林德海姆就曾指出「挪威的中世紀在1030年到1537年之間才開始」,瑞典和芬蘭的史家也多把十世紀中葉作為中古時期的開始,而把1521年作為終結。
早期的定居(頁48-50)
西元前,早期移入芬蘭的人大多是從波羅的海東岸以南的地方遷移而來,最初定居於西南部,並且往西岸發展,南岸則幾乎無人居住。少數的原始居民(游牧的拉普人)被趕到內陸與北方去。8世紀到11世紀之間,芬蘭西部與卡累利地狹有許多人居住。16世紀初,居住地區更向北、向內陸波的尼亞灣發展,大多數的村莊都是沿著河流建立的,16世紀初的人口約有四十萬人。
大多數的開墾都是由農民自己進行的,16世紀後,王室對於開墾也有重要作用。南海岸地區是最後才開墾的,這地方多是講瑞典語的人。芬蘭當時並沒有形成國家,而是氏族組織;宗教是崇拜自然,沒有繁瑣的儀式;不同氏族常有戰爭;他們在詩歌、故事和民間傳說則有非常精采的表現。
1157年的「十字軍」(頁51-62)
在十一世紀,教會勢力擴張到北歐了,由於神學和法律已經系統化並有明確的規定,教會的教階制度也已經完整的建立了,使得教會勢力在北歐的擴張比較容易。使瑞典皈依基督教大概是從9世紀上半葉開始,到12世紀上半葉大多地區已皈依。在芬蘭的傳教是以英國傳教士為主,最傑出的傳教士之一是尼古拉.布雷克斯皮爾[2]。
12到13世紀的瑞典並不是一統一的國家,而是許多省組成的鬆散邦聯,國王由烏普蘭[3]的代表會議和其他自由民選舉,國王當選後要到各省接受代表會的效忠宣示,並宣示將會維護各省法律。一般來說,國王候選人出於同一家族或王朝,但家族之間的對抗常常破會這種成規。在1150到1250年間大多是斯維爾克和埃里克家族的王位爭奪衝突,這種情況直到1523年古斯塔夫‧瓦薩利[4]成為國王,並奠定世襲國王的基礎後才改善。
就是這樣的背景,使得芬蘭進入基督教世界,並且成為瑞典疆域的一部分。
「芬蘭史學之父」亨里克‧加布里埃耳‧波爾散[5]認為,約在11世紀時,芬蘭人仍非基督徒,他們多次越過波的尼亞灣攻擊瑞典,另一方面,此時的瑞典人則已經是基督徒。由於芬蘭人的侵擾,瑞典國王埃里克[6]在1157(也可能是1155年)年發動了十字軍,烏普薩拉的主教亨利[7]也一同出征,他們擊敗芬蘭人,使瑞典開始統治芬蘭,並也因此使基督教傳入芬蘭。到了1300年左右,芬蘭大部分有人定居的地方,都已經成為瑞典的領土了,也已經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了。
20世紀的學術研究修正了這段敘述,因為沒有令人滿意的史料足以說明那些發生過的事件,關於1150年代的「十字軍」和有關問題的史料,後來只查出是13世紀末瑞典的聖徒傳說和關於亨利主教之死的民間詩歌有寫到,這首詩歌甚至只是闡述某些德行和品行罷了。
關於基督教的傳入,教會也幾乎是沒有記載的,沒有任何關於聖埃里克或聖亨利主教的紀錄,只有兩個文件有提到了12世紀中葉後的芬蘭:一個是教皇亞歷山大三世1172年的詔書〈至關重要〉;另一個是教皇英諾森三世1209年任命芬蘭的主教而發給隆德的大主教的詔書〈曉諭你們〉。在〈至關重要〉[8]詔書中,表明芬蘭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對於1157(或1155)的十字軍「史料」考證的結果,一位芬蘭歷史學家對埃里克國王和亨利主教的傳說如此概括:
這些傳說中唯一可以被認為可靠材料的,大概只有這一點:一個爭奪(瑞典)王位的名叫埃里克的人,在12世紀中葉的某個時候對芬蘭發動了一次遠征(遠征的目的我們並不知道),一個名叫亨利擔任教職的人在芬蘭西南旅行的時候被殺害,這兩個人的活動有些聯繫。其他一切說法,特別是那些一項被用作於那時瑞典與芬蘭之間的關係種種假設的根據的說法,都必須被認為是站不住腳的,除非這些說法能夠在其他方面得到證實。[9]
那麼,基督教教會到底是什麼時候、怎樣傳入芬蘭的呢?根據一些片段的史料,我們可以大約推測1150年代的十字軍傳說之前,基督教信仰以及某些習俗(像是殯葬習俗)已經廣泛出現在芬蘭了,這顯示了12世紀之前,「原始的」基督教早已傳入芬蘭。
教會及其領導人(頁62-71)
進入13世紀之後,芬蘭的教會是在丹麥隆德(斯康內連同隆德直到1658年才改隸瑞典)大主教管轄之下,雖然烏普薩拉大主教區設於1164年,但是直到1216年教皇英諾森三世[10]才把芬蘭教會置於烏普薩拉管轄之下,而且實際上,芬蘭教會是個自主的教會實體,在自己當地的領導下活動。
芬蘭史上第一個傑出人物是英國籍的托馬斯主教[11],對於鞏固芬蘭教會在西南在芬蘭西南的地位有很大的幫助,他希望擴大北面和東面的教會勢力,以抵擋非基督教徒及想進入芬蘭的俄羅斯人(諾夫哥羅德)。在他在任期間是直接聽命於羅馬教會,而非烏普薩拉大主教,這使得瑞典教會對芬蘭教會影響不大,芬蘭教會就像是一個自治機構。
教會在芬蘭的地位就和在歐洲其他國家的地位差不多。14世紀初已獲得兩項重要特權;1219年宣布教會免稅;1250年教會免稅的原則已被廣泛接受。教會成員受教會法審訊,不受世俗法律規範。對於被認為屬於教會管轄的世俗事務,教會有權作為最後裁判者。教會也是當時芬蘭學校的創辦與主管者。教會力量的衰落要到路德教派傳入為止。在13世紀中葉前後,芬蘭教會基本上是獨立於力量薄弱的王權之外的。芬蘭最早的稅捐是由教會所徵收,最早的行政機構是宗教需要而建立的,直到進入14世紀,教會仍可以稱作當地真正的「政府」。14世紀教會的勢力已經大大成長,這是由於其直接受羅馬教會管轄,也是因為教會的力量遠遠超過於當地的王權,這樣的現象使得北歐的教會避免了嚴重的政教衝突,在宗教改革之前,也沒有任何人敢挑戰教會權力。
雖然芬蘭教會直接受羅馬的管轄,但羅馬的力量並不足以完全控制當地教會,這種力量不太足夠的控制與指揮,使得芬蘭教會一方面像個自治機構,另一方面卻也因直接受轄,而使其目的與政策有一定的連續性,這樣的連續性是常有政教衝突的西歐教會所不能相比的。即使14世紀王權開始試圖在世俗事務上取代教會,這些世俗政權仍是必須運用教會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和行政機構。
芬蘭教會所管轄的範圍和土爾庫教區是相同的,前面所提到的托馬斯主教力圖加強芬蘭教會與上級教會的聯繫,這使得芬蘭教會直接隸屬羅馬;本格特主教(1321-1338在任)和黑名主教(1338-1366在任)促使教會勢力成長,並抵抗王權的要求;大塔瓦斯特主教(1412-1450在任)和大薩爾基拉提主教(1489-1500在任)是宗教改革前的兩任主教,也被芬蘭人是為傑出的主教。有人認為芬蘭教會之所以有較多的傑出領導者,是因為1291後大多數主教都是由芬蘭人擔任,1385年後的主教全部都是芬蘭人。
在宗教改革前,北歐地區的教會和國家在高等教育方面並不佔有重要地位。在北歐的第一所大學[12]創立之前,北歐已屬於基督教世界好幾百年了,他們的高等教育只能在國外取得。在中世紀,巴黎大學[13]是芬蘭人最喜愛的大學,芬蘭人也到布拉格的查理大學[14]就學,1404年之後,德國的大學[15]也吸引了很多芬蘭學生。在1525年之前的出現在各大學學生名冊上的芬蘭學生大約有140人,這會比實際就讀人數少一些,原因有三:一、部分學生名冊已散失或不全;二、學生名冊通常只記載完成學位的學生;三、有些芬蘭學生被紀錄為「瑞典人」或「來自瑞典」。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成為芬蘭教會的中堅份子,並且提供了16世紀宗教改革穩固的基礎。
芬蘭的教會組織架構和大部分的教會相近,教職包含低階的教會神父,以及芬蘭教會最高領袖,也就是土爾庫主教區的主教。芬蘭直到1554年都是單一主教區;14世紀初期大約有四十個教區和教堂,集中於西南地區;16世紀初則超過了一百個;到了芬蘭新教改革初期的1540年,教區數還到達了136個。大部分的早期教堂是木造的,到了13世紀則是以石造為主,第一所多明我修道院[16]在1249年建立,15世紀方濟各僧團[17]已經在芬蘭活動;1440年在楠塔利(納登達耳)建立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則是芬蘭最後的修道組織。沒有任何修道院發展為大規模,或是在居民的宗教生活中佔有重要性。
研究芬蘭教會最令人不解的一個問題在於:從什麼時候開始、又為什麼教會能夠取代以前的異教信仰?這個問題同樣出現在瑞典教會,但目前並沒有一個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答案。
鄉村和都市(頁71-78)
大多數的人民都是自由民,居住在有組織的村社裡。村莊由居民的農田與房屋構成,周圍環繞著耕種的土地,耕地分割為許多條,定期分給各戶人家,每家耕種若干條,耕作也是合作進行的,牧場和森林同樣共有。
芬蘭東部、中部和北部的森林和湖泊任由人民開墾,並沒有世俗或宗教權威強加個負擔與限制。不同於西部和南部,住在芬蘭邊境的居民主要耕作方式是游耕,這加速了芬蘭開拓荒地和邊境的速度。
農作物主要是大麥、燕麥和裸麥。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區也進行畜牧活動,這一時期的記載常提到乾草的收成,乾草的收成也是芬蘭人評估土地肥沃度的標準之一;畜養的牲畜包含馬、牛、綿羊、豬、山羊、雞,在西部地區特別重視載重拖曳用的牛,北部的拉普人則養馴鹿。農民除了季節性的休耕外,就是上教堂,或是偶而地到市集逛逛,其餘時間都在耕作。
此時的北歐地區的城市重要性並不高,雖然有一定的商業與貿易機能,但權力中心仍是在國王或貴族的莊園、城堡裡,程式功能的低落在瑞典與芬蘭特別嚴重,因為一直到16世紀之前,瑞典國王都沒有一個固定的宮殿或首都,而是過著不斷地從一個城堡轉移到另一個城堡的巡迴式的生活。芬蘭的城市比瑞典更小,重要性也更低,14世紀時只有7個城市,他們是沿海的貿易據點,其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土爾庫(奧波),在中世紀後期約有1500人,是芬蘭教會主教的所在地,他是芬蘭的宗教中心,也是「東方省」的行政中心及大多數貨物的吞吐港。
土爾庫幾乎可說是16世紀前芬蘭城市的代表,土爾庫的貿易對象主要是雷維爾、但澤、盧卑克和其他漢薩城市,漢薩同盟的商人在城市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530年的市民名單上有110個日耳曼名字,94個瑞典名字和58個芬蘭名字,這顯示了日耳曼商人佔有重要地位,而且一直到19世紀之後仍是如此。
定期性的市集是芬蘭經濟活動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這類市集受到教會影響很大,市集通常是在宗教節日時在教堂附近舉辦。交易商品包含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產的酒和鹽、英國的毛織品、佛蘭德爾的紡織飾品、乾鱈魚或鹽醃鮭魚、高價的毛皮到簡單的木製器皿,奶油、穀物、皮革、麥酒和載重拖曳用的牛。也有手工業者、工匠和行會的攤位,教會的需求提供了工匠很多機會,而且這樣的情況要一直到1960年代廢除行會制度時才結束。
作為瑞典一部分的芬蘭(頁78-84)
通常史家在提到「芬蘭是瑞典的一部分」時,是指「芬蘭和瑞典在當時關係是,兩者同為一個較大的整體(即瑞典王國)的組成部分」,前面提到1157年的「十字軍」是不可信的,除此之外,芬蘭和瑞典在後來的社會和政治中,幾乎是同樣處於平等地位的自由人,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推論芬蘭和瑞典的政治結合並不是透過武力而實現的。
在瑞典成為統一國家而不只是政治組織的聯合之前,芬蘭就已經是瑞典的一部分,它處於瑞典王國的邊緣地區,並且慢慢形成一個政治實體,到14世紀末,因為《瑞典法》已適用於瑞典王國全境,因此我們可以說,當時的芬蘭已是瑞典王國的省份之一,到了15世紀,芬蘭和瑞典王國的聯繫已經非常緊密了。
芬蘭居民在法律與政治上的權力也說明了芬蘭和瑞典王國其他部分的關係。不論是在瑞典王國逐漸形成的時期,或是在16世紀世襲君主國家出現之後,芬蘭人都擁有和瑞典人平等的權利,芬蘭被視為瑞典王國的一省,可以參與國王選舉[19]。地方政府是掌握在自由民選舉出來的人手中;司法方面則有陪審制度讓普通人參與司法判決;芬蘭人在擔任公職方面,都被視為「瑞典本土的人」;從瑞典會議[20]成立開始,到1808-1809芬蘭離開瑞典王國為止,芬蘭人都有代表參與其中。
也因此,芬蘭的發展和芬蘭灣南面,被條頓騎士團統治的愛沙尼亞與利沃尼亞大大不同[21]。瑞典並沒有「征服」芬蘭,傳說中也沒有提到任何剝奪芬蘭人權利的事件發生。這樣的發展使得瑞典人和芬蘭人之間並不存在敵對狀態。除此之外,芬蘭和瑞典自古也常有交流,瑞典人很早就到芬蘭定居、打獵、貿易。在物資開發方面,芬蘭不僅人口少,沒有令人垂涎的資源,瑞典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經濟發展也很落後,所以兩者間也不存在著經濟利益的衝突。在1809被割讓給俄國之前,芬蘭人和瑞典人之間並沒有戰爭。
政府和行政(頁84-89)
在王權發展的初期,國王的莊園和城堡是行政與管轄的中心。芬蘭的王權發展初期有幾個「城堡區」,14世紀初有3個;中世紀末有9個。城堡建立的非常晚,這也代表著芬蘭中央集權發展較晚。東南和東邊的維普里和奧拉林文納是防禦俄羅斯人的重要屏障。
在國王統治下的政府和行政,主要是照料國王的城堡和派人在城堡駐守,並且徵收各種稅賦,王室並不直接決定地方或任何地區的事務,在確定稅賦協議後,這些事務就由地方政府管轄,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治權,普通的自由民也和貴族一起平等地參加地方政府或自治。
自治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教區制度(芬蘭文pitäjä;瑞典文socken)。教區等同於司法區,也處理法律以外的事務。教區包含低級官吏和「法官」,「法官」負責處理司法與地方政府的問題,像是道路、橋梁、酒館等。這些「法官」隨著王權擴大、漸漸深入地方後,也轉變為「中央政府的僕役」,而非為地方民眾服務。
在14世紀以前,並沒有司法紀錄。第一個陪審的例子是出現在1324年於土爾庫的紀錄上。但根據芬蘭當地出土的「法官圈」,我們可以知道,陪審制度很久以前就逐漸在芬蘭形成了。「法官圈」大多有十二塊石頭,維成一個圓圈,作為陪審員的座位;有些地方的法官圈有十三塊石頭,多出來的在圓圈中央,作為被告的座位。中古時代對司法的想法與做法包含了考驗[22]、他人的發誓[23]、證人[24]、投水[25];刑罰則包含罰金、割去耳朵或鼻子、夾鞭刑[26]、絞刑或斬首。除此之外,當時芬蘭的法律的另一個特點是,這些法令通常都利於地方,而對抗中央。
在稅賦方面,各地的收稅項各有不同,是根據課稅當局與納稅人之間的協議來徵收的[27]。最早的稅收是教會所徵收的什一稅,世俗的稅最初則是按照村莊或區域內男子的數目來收的。一直到16世紀之後,稅收還是普遍地以實物繳納,這些「稅收」包含了穀物、乾草、麥酒、牲畜、魚、毛皮、奶油[28]等。埃里克國王(1412-1439年)曾頒布以貨幣繳納稅捐的詔令,但成效有限。這些物品大多被當局使用、物物交換或是變賣掉。古斯塔夫.瓦薩(1523-1560年)是著名的大商人,他利用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徵收了大量的稅捐商品,並且售出致富。
卡爾馬聯盟(頁89-100)
卡爾馬聯盟是由丹麥女王瑪格麗特(1353-1412年)在1397年所建立,這個聯盟把丹麥人、芬蘭人、挪威人和瑞典人統一於一個共同的君主之下,並且持續了一百年之久。這個聯盟雖然時間不長,卻對北歐地區的歷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521-1523年古斯塔夫.薩瓦在瑞典反抗卡爾馬聯盟,使得聯盟在瑞典的統治垮台,也使得瑞典走向世襲君主國家。
瑪格莉特是丹麥國王沃爾德馬的女兒,與挪威國王哈康六世結婚,1376年,她的父親去世,並由她與哈康六世所生的兒子,六歲的奧拉夫繼承挪威王位,瑪格莉特則成為挪威的攝政;1380年哈康六世過世,也同樣地由奧拉夫寄成丹麥王位;奧拉夫在1387過世,他「丹麥和挪威的國王,以及瑞典王國的繼承人[29]」的稱號則由其母瑪格麗特繼承,瑪格麗特最後成為了丹麥的女王、挪威的攝政,並且擁有「瑞典女王」的稱號。
挪威對瑞典的繼承權受到了阿耳布勒希特的挑戰,他在1364年發動政變,自立為瑞典國王,此後20年間則不斷和貴族鬥爭,這些貴族為了抵抗阿耳布勒希特不斷擴大王權的企圖,便在1388年的參政會承認了瑪格麗特為瑞典攝政,阿耳布勒希特則在一年後被捕入獄。
瑪格麗特利用王室和貴族的鬥爭,提出了她的姪孫埃里克(生於1382)作為三個王位的候選人,埃里克在1389年被選為挪威國王,1396年被選為丹麥國王,1397年加冕為瑞典國王。卡爾馬聯盟並沒有太多實質上的聯合[30],但它代表了一個龐大的政治實體,聯盟人口約有150萬人,一半以上是丹麥人。
卡爾馬聯盟使得1397年之後,瑞典有比較長的和平時期,並且在聯盟最初的幾十年哩,高級貴族的違法亂紀、任意勒索的行為受到了限制,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但是在1412年瑪格麗特死後,卡爾馬聯盟的政策卻成了人民的負擔。1426年埃里克捲入了對日耳曼漢薩城市的戰爭,導致了瑞典對外貿易的封鎖,稅賦增加了,但貿易衰弱使人民負擔加重;為了推行國王法令和政策的丹麥執行官行動又非常粗暴。這些狀況導致了反對聲浪,並發展為武裝對抗,最著名的一次是1434年夏天由恩格耳布雷克特[31]領導的一場反抗,並且發展為一場反對丹麥控制聯合君主國的瑞典民族獨立戰爭。另一方面,卻也不是所有瑞典人都支持這場戰爭[32]。
恩格耳布雷克特在1435年1月於阿爾博加召開一次貴族、教士、平民和農民[33]代表的大會。這次大會對瑞典和芬蘭的歷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人民有權申述他們的意見和參與為維護法律和秩序而採取的措施。阿爾博加會議選舉恩格耳布雷克特為瑞典攝政,但貴族並不是一致支持他的。1436年4月27日 恩格耳布雷克特被謀殺,結束了這場反抗運動。貴族以參議會組成王國政府,希望使聯盟國王沒有實權的方式,成為了解決瑞典和聯盟矛盾的辦法。
除了瑞典之外,聯盟的其他國家也有反抗行動,1436年挪威叛變,並在1439年聯合國王克里埃終於被罷黜,聯盟分裂。1441年和1442年,克里埃的姪子巴伐利亞的克里斯托弗被選舉為挪威和瑞典的國王,聯盟再次恢復,但是1448年克里斯托弗死後聯盟又再次分裂。在這之後的70年中,都是試圖恢復會破壞這個聯盟而造成的衝突[34]。
在卡爾馬聯盟的支持者與反對者衝突的90年期間,芬蘭並不占主要地位,只有少數芬蘭領導人在1397年在卡耳馬參加了組織聯盟的討論,並且在法律問題上達到了次要的作用。至於這段期間對芬蘭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項:首先,在瑪格麗特女王在世時,埃里克曾負責芬蘭的行政,這使得芬蘭與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政府關係鬆弛了。再來,當恩格耳布雷克特在武裝反抗時,芬蘭西部也參與了反抗行動;1438到1439年芬蘭的東部和中部也發生了兵變[35]。第三,在1442年,埃里克繼承人克里斯托弗頒布了《國法(landsag)》,規定芬蘭參加國王選舉,而且芬蘭的兩個省[36]都有權派代表參與選舉新君主的大會,這些規定直到1544年改為世襲君主前都有效,但是在聯盟混亂的的幾十年裡卻沒辦法被實行。
在1430年代後力圖維護瑞典在卡爾馬聯盟的權利和利益的領導人之一是卡爾.克努茨森,他在1435到1436年間和恩格耳布雷克特同是攝政,1436年後擔任唯一的攝政,直到1440離開瑞典,他轉移到芬蘭,參與反對丹麥的抗爭,並促使芬蘭退出了聯盟。後來又三次被選為瑞典國王[37],在1465年第二次被迫退位後,他回到芬蘭,並瓦解了丹麥在瑞典與芬蘭的統治。
丹麥為了維持聯盟、挫敗瑞典,也聯合外國武力,1493年丹麥和莫斯科維大公國[38]結成同盟,1495年俄羅斯人開始入侵[39],最後以1497年3月締結的合約[40]結束戰爭。1504年續訂,為期20年;1510年續訂,為期60年。另外,丹麥並沒有參與俄羅斯的入侵行動。
當來自東邊的威脅降低時,聯盟衝突卻加劇了。1503年後,瑞典和丹麥不斷戰爭,戰爭也擴大到了芬蘭,1505年後,丹麥人常常襲擊芬蘭沿海,又以1509年對土爾庫的襲擊最為嚴重。休戰幾年後,1517年又重啟戰事,丹麥國王克里斯琴二是取得了勝利,在他聲明將聖免所有參與這次戰爭的人的諾言後,1520年瑞典投降[41],克里斯琴二是在11月加冕為瑞典國王,聯盟重新恢復。
可是這場加冕卻成了聯盟終結的開始,國王藉口在1517年11月7日 被瑞典議會罷黜教職的古斯塔夫.特羅累大主教對斯德哥爾摩的指控[42],拘留被邀請至城堡的人們,隔天,被指控的人被教會法庭判為異端,並很快地在斯德哥爾摩的市場被斬首了,這場在北歐使上著名的大規模審訊中,有80幾個瑞典貴族、高級教士和顯赫的市民被處決,史稱「斯德哥爾摩血洗案」,在此之後,各省也陸續有同樣的處決行動。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是摧毀和消除瑞典對丹麥的反抗勢力,但也因為這些行動,造成了古斯塔夫.瓦薩領導的武裝反抗,而這起武裝反抗,使得瑞典脫離聯盟,成為一個世襲君主國家。
[5] 波爾散生於1739年,死於1804年,1762年開始學術研究,時任芬蘭土爾庫大學的講師,1777年升為教授,主要是蒐集與刊行民間詩歌的相關資料,1766年到1778年出版《論芬蘭詩歌》,但也兼從事歷史研究。1784年到1800年是他學術研究的高峰。他的研究涉略了大部分的芬蘭史範疇(以當時的觀點來說),後代稱其為「芬蘭史學之父」。20世紀之前的芬蘭和其他北歐史學家的對12到13世紀芬蘭所持的看法幾乎都是源於波爾散的解釋和結論。1869年于.科斯基寧出版第一本以芬蘭文寫成的芬蘭史,大量使用波爾散的看法,使得波爾散的論述幾乎成為真理。在20世紀初的史學研究已對波爾散的分析和結論提出疑問,並加以改正,但波爾散的論述仍為主流。約翰.亨‧伍里寧,《芬蘭史》,頁54-55。
原書註腳,頁57:十八世紀另一個芬蘭史家阿耳戈特.斯卡林指出傳說的1157決戰戰場地點,並考證被打敗的芬蘭人所受洗用的井,但他的說法沒有任何歷史根據。
[8] 在〈至關重要〉詔書中,表明了芬蘭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並指責芬蘭人不尊敬教士,只關注世俗事務,並且只在受到「敵人(這裡指俄羅斯)」威脅時,才向教會示好求援。詔書同時也指示當地主教要強迫芬蘭人對基督教保持虔信與忠誠。
[11] 托馬斯主教是英國人,曾在烏普薩拉教區擔任教職,並在芬蘭傳教。約1220年開始的25年間擔任高級教職(這不太能確定,因為最早提到他的文獻是在1234年的記載中)。約翰.亨‧伍里寧,《芬蘭史》,頁62。
[19] 1362年的法規寫著:「因為每一個主教區的十二個代表......以及他們的執法人(法官)應該表所有人民選舉國王,而芬蘭是一個主教區,所以按理(芬蘭人)在將來應被授以其他主教區所享受的特權……凡要選舉國王的時候,執法人應會同神父和平民的十二個代表,代表所有人選舉國王」。約翰.亨‧伍里寧,《芬蘭史》,頁80-81。
[20] 原書註腳,頁81:原文為Riksdag,包含貴族、教室、市民、農民四個階層的代表參加會議,後來瑞典的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也沿用這個名稱。本書中凡遇此字都譯為瑞典議會,用以和芬蘭在獨立之後的芬蘭議會(Diet或Par;iament)區別。
[38] 原書註腳,頁96:莫斯科也稱為莫斯科維,原是俄羅斯的一個公國,16世紀前期,以莫斯科維中心,形成了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莫斯科大公稱號為全俄羅斯的莎黃。這裡本書和其他一些地方所說的莫斯科維,即指18世紀初彼得一世遷都聖彼得堡以前以莫斯科維中心的俄羅斯。
[39] 莫斯科維在1478年已經併吞了諾夫哥羅德,而諾夫哥羅德對芬蘭來說是麻煩的淵藪和多次入侵的策源地。1495年,俄羅斯人入侵,並沒有攻下為埔里,但在1496年蹂礪了芬蘭中部和東部的廣大地區,但並沒有分出勝負。約翰.亨‧伍里寧,《芬蘭史》,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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